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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仁忠:中国的智慧城市有望比西方建得更好

发布时间:2017.03.10 阅读量:

自2010年“Smart City”的概念引入中国,智慧城市就开始在国内刮起风潮,至今如火如荼。而“智慧城市”这剂“洋药方”,该怎样解决中国的“城市病”?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进展如何?测绘地理信息又能在“智慧城市”建设中发挥怎样的作用?


为了解答这些问题,中海达《定位》杂志聚焦智慧城市建设,访谈业界大咖,剖析经典案例。从今天起,“中海达讯”公众号将同步推出系列报道。本期嘉宾是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(市海洋局)巡视员、深圳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、中国工程院院士郭仁忠教授,让我们一起看他如何解读智慧城市。


郭仁忠院士


《定位》:智慧城市这剂“洋药方”,该怎样解决中国的“城市病”?它将怎样影响公众的生活、工作以及社会治理?


郭仁忠:我们提智慧城市,就是因为有“城市病”。随着城市规模、空间人口、经济规模的扩大,传统城市管理治理的方式积累了很多问题和矛盾,再用传统方法解决已力不从心,于是“智慧城市”渐渐兴起。


简单来说,把现代的信息和通讯技术用于城市的管理治理,就叫做智慧城市。我认为,智慧城市应致力于解决三个问题:一是提升城市管理和治理能力,降低城市运营成本;二是提升老百姓生活质量,改善民生;三是促使产业升级,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。


那么,如何优化城市治理?如何改善老百姓的生活?我以政府治理举例。


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,部门庞杂,很多信息没法交流,造成“信息孤岛”现象。老百姓跟政府打交道,经常遇到跨部门、跨层级的问题;往往到甲部门,要提交很多材料、证件,到了乙部门又要提交一遍,不胜其烦。但对民众来说政府只有一个,就不能重复跟我要东西。所以我们用现代的信息通讯手段,把信息横向联络起来,让信息代替民众“跑”。现在很多智慧城市试点地区的网上政务大厅就实现了这个功能,一窗受理、一网通办等等,改善了政府的治理模式。


除了政府治理模式的升级,智慧城市也催生新的业态,比如智慧交通、智慧家居、智慧物流等,都为改善城市治理结构、改变产业形态提供了新的手段。应该说,智慧城市建设可以全方位多层次改变城市的管理模式、运行模式和存在方式,让城市运行更好、成本更低。


《定位》:您为我们勾画了一幅“智慧城市”的基本图景。在您看来,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当前的进展如何?有什么特点?


郭仁忠:智慧城市就像孩子的成长,没有建成和未建成之分;应该说,智慧城市是城市信息化建设一个更高阶段,过去政府做的信息化和数字化建设,也可以认为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一部分。“智慧城市”的概念近年来兴起,而措施则早已起步。


我国智慧城市有什么特点?我曾经考察过不少国外被推崇备至的“智慧城市”,个人认为,中国要建智慧城市,可能会比西方做得更好。原因有三:


第一,我国政府对城市的调控能力更强,更能进行系统化的顶层设计。比如政府要做交通管理,一旦做出了什么决定,那么就会很快推进。反观西方,本来很多专家认定的很好的做法,接下来可能吵架吵半天,各种人争论争半天,甚至可能无疾而终。


第二,我国政府掌握的数据资源更多。建智慧城市,需要大量数据,这些资源多掌握在政府手中。比如我们最熟悉的“大众点评”是众包模式,哪里有餐馆,然后去点评。但实际上,在城市里开个餐馆,都要进行工商登记注册。一个城市开了多少餐馆,政府应该都清楚;推此即彼,政府的数据应该是最完整的。


第三,我国的城市还在快速发展,且有更多的需求。我国的城市规模比西方要大,人口过千万的城市有十几个,过五百万的更多。西方很多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已非常成熟,有些地区甚至已经存在“逆城市化”的潮流,而我国的城市还在快速发展。这就好比一栋房子,房子在建设过程中就进行优化,比房子建好了再修补效果更好。所以中国有后发的优势。


当然,城市发展过快也有很大弊端。小孩子成长快了有成长性骨痛,城市发展快了也有“骨痛”——“城市病”就是这些“骨痛”的表现。但我国政府有较强的调控力,有更丰富的资源,有更大的需求,因而在国外很难实现甚至难以想象的事情,放在中国就能做起来。所以智慧城市未必是个“洋药方”,有可能会成为“中药”。


《定位》:在智慧城市建设中,大数据、测绘地理信息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?


郭仁忠:我们讲智慧城市,讲信息通讯技术,本质上就解决一个问题:信息的不对称。


解决这个问题,就得把信息从供给侧推送给需求侧。无论是政务、民生还是产业,都涉及到数据的采集、管理和应用,所以智慧城市离不开大数据。


而测绘地理信息更是智慧城市的支撑,过去数字城市叫地理空间框架,测绘地理信息在其中发挥框架的作用,虽然现在名称改为了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,但是逻辑不变。所有的信息,当它混成一团的时候,人们看不出里面有什么特征和规律;但当把信息和其空间位置挂钩时马上就能发现它的规律、特色或者问题。应该说测绘地理信息是城市数据的关键,离开了测绘地理信息的支撑,建设智慧城市是不敢想象的。


《定位》:您认为,中国的智慧城市有望比西方建得更好。但当前,越来越多的富人和精英阶层移民欧美。这是否意味着,我国的城市还不够“智慧”?


郭仁忠:移民问题,不单单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问题。中国仍处于发展阶段,一些社会问题比较突出,比如环境污染、食品安全等。这其实跟我国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有关,目前,我国仍以传统制造业为主,高耗能、高污染难以避免。在全球化的格局里面,我们的产业水平就处于这样一个层级。即便政府层面也在努力治理,但短期内难以看到明显的成效。这是工业化必须经历的过程。


30年前,我去美国,看到他们的机场非常先进。如今,中国已迎头赶上,机场、高铁丝毫不逊于西方,甚至已经超越;而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早已今非昔比。


智慧城市建设,不论是改善政府治理模式、方便民众生活、推进产业升级,归根到底是为了提升人的幸福感,这需要一个过程。西方城市的雾霾治理历经若干年,香港的廉政建设也经历了很长时间。所以智慧城市也好,幸福生活也好,都要给点时间和耐心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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